中国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债,持仓再创2010年6月以来新低******
澎湃新闻记者 陈佩珍
美东时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2022年11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根据最新数据,2022年11月,日本和中国(大陆)为美国国债的前两大“债主”。2022年11月,日本结束自2022年7月开始的减持美国国债步伐,当月增持178亿美元至1.0822万亿美元。中国则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当月减持78亿美元至8700亿美元,持仓规模为2010年6月以来新低。
2022年,美联储的大幅度加息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2022年底,日本央行突然的“鹰派”转向,让市场猜测其宽松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
从对美债的持有量来看,日本在“奇袭”市场前的一个月,即2022年11月,对美债转为小幅增持,而在2022年10月,日本对美债的减持幅度环比收窄,在2022年9月,日本对美债一度大幅减持796亿美元。
一般来说,当美债收益率处于上行阶段,投资者会倾向于减持美债资产以降低资产损失,当美债收益率下行时再增持。在2022年11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10月通胀数据超预期回落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进入总体下行趋势阶段,此前因为美联储较为“鹰派”加息曾一路高涨。
当时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10月CPI同比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前值为8.2%。
从中国大陆来看,去年5月,中国所持美债环比减少226亿美元至9808亿美元,为2010年5月以来首次持仓不足1万亿美元。在2022年7月、8月小幅增持后,9月、10月、11月,中国均在减持美债。
从全年来看,2022年年初,日本和中国所持美债分别为1.3031万亿美元、1.0601万亿美元;截止到2022年11月,日本和中国所持美债分别较年初降低2209亿美元和1901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在官网披露的11月国际资本数据内容显示,11月份外国对美国长期、短期证券和银行流水的净买入额为2131亿美元。其中,外国私人净流入为2127亿美元,外国官方净流入为4亿美元。
11月,外国居民增持了长期美国证券,净买入1406亿美元。外国私人投资者净买入1528亿美元,而外国官方机构净卖出122亿美元。美国居民减少了长期外国证券的持有量,净抛售了309亿美元。
若将国际长期证券和美国长期证券均考虑在内,外国对长期证券的净买入为1715亿美元。在计入调整因素后,比如对未记录的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本金的估计,11月份外国净购买入估计为1652亿美元。
外国居民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47亿美元。外国居民持有的所有以美元计价的短期美国证券和其他托管负债减少了10亿美元。银行对外国居民以美元计价的净负债增加了490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下一次将发布2022年12月的财政部国际资本(TIC)数据,定于2023年2月15日。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